实用哲学的杰作，许多地方甚至给人像读康德本人著作一样的启发，但又是那么通俗易读。
——《独立报》
我们崇拜青春，却回应理想主义以“快点长大吧”的劝诚，所以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卫报》
我们的文化中年龄歧视是如此根深蒂固，奈曼回击种种成见，着力探讨在一个幼因化的时代里，什么样的教育能让人心智完善成熟，在每日的生活中，能够如何与依赖抗争。
——《新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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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珊·奈曼，爱因斯坦论坛的负责人，2014年斯宾诺莎奖获得者。著作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包括《道德明晰：成年理想主义者指南》 (Moral Clarity：A Guide for Grownup Idealists) 《现代思想中的邪恶：另类哲学史》 (Evilin Modern Thought：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 《理性与文火的统一：柏林犹太录》 (The Unity of Reason and Slow Fire：Jewish Notes from Berlin) 。198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受业于罗尔斯，先后在耶鲁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她还为美国、德国和英国的多家媒体撰写文化政治评论。现居柏林，有三个已经成年的孩子。
不满足的心灵
待你长到有能力拿起像本书这样的书时，你就已经知道了，世界不是你的世界，而你别无选择。在很小的时候感受到的新奇可能还会在某些时刻再度出现；美妙的乐曲、迷人的风景、新的爱情故事，自己生孩子，这些事情都会再次激发新奇之感。（如果是后者，你就不得不提醒你自己，婴儿和世界打交道并非总是带来好奇。还有很多让人感到害怕失望的事情。好奇是一种安慰。）但这样的时刻只是一种回响，而且很少出现。这样的时刻让我们心怀感激，同时又满心惆怅，因为不管多微弱，它们让你想起，在过去某一个阶段这样的时刻多得不得了，像是充满了整个世界。曾经使你惊叹不已的只是一串钥匙；现在你得去优胜美地(Yosemite)或者爱尔兰西海岸才能有那样的惊叹。有人说，正确的注意力训练会使你在一片树叶上或一杯咖啡里找到惊奇。我从未找到其中诀窍，虽然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失败，但即使是声称可以在一般事物中获得奇妙感觉的人也承认这需要费很大的工夫。
耀眼的世界逐渐暗淡，你已经接受了这一点。(发出乳白色光芒的东西只不过是草上的露珠。)你曾经震惊地发现，世界不仅不再耀眼，而且在很多方面可怕得厉害，但这样震惊也已经开始逐渐消退。一些不公正的事仍然使你感到短暂的震惊。例如，一个倒霉的告密者被长期关押，下令折磨他的人大致上是不公正的，但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人。也许就像办公室里的某个恶俗的同事得到了升职，而你默默无闻的努力并没有得到认可。不管这样的经历如何令人痛苦，它都不再使你感到像是站在深渊的边缘，看着实然与应然之间裂缝张开在你面前。你以前见过这样的裂缝，这意味着你已经开始习惯它。有些人得到了黄瓜，而另外一些人却得到了葡萄，在很多时候，你很难再有那样的愤怒，就像很难再有更早以前经历的好奇一样。
这听起来很成熟，但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害怕成年的原因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很多事情在重复，重复得越多，惊奇的事物就越少。惊奇褪去后，热情也会消退。事实是同样的，但你的感觉不再灵敏强烈。这不是恩惠吗？生活固然变得昏暗不明，但也变得不那么令人感伤。有些人曾经痴迷于跳舞，一直跳到天亮，现在满足于早点爬上舒适的床，枕上舒适的枕头。锐气消失了，但宿醉也不再有了。你学会了不要太依赖身外的事物，朋友和运气都可以失去，你看到过洪水、饥荒或战争夺走生命。你得出这样的结论：解决办法只能从内心寻找。你不能控制很多事情，但是通过决心和实践可以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至少可以确保外界发生的事情对你的影响小一点。你已经在原则上接受了你和世界之间的间距。世界是不稳定的，有时候是不可信的，而且广阔无垠；相反，你的灵魂非常有限，但可以塑造成你想要的样子。如果你把目光转向内部，你会睡得更香，受到的伤害更小，因为好的灵魂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造就的。
某位大腹便便的大叔要是提出上述建议，那他可能正在读斯多葛哲学，或者在很多现代自助手册上可以看到它们的劣等变体，但他肯定没有钻研过康德。说句公道话，康德的世界观很容易和斯多葛学派的世界观混淆起来。和那个时代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一样，康德是在阅读罗马哲学家的著作中长大的，而在他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一些罗马哲学家的修辞。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Foundation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1785年）的开篇来看，康德可以说是西塞罗或奥勒留专家，想来受过他们的影响。康德最著名的伦理著作一开篇就提醒我们，如果缺乏美德，命运的馈赠无论是权力与财富，还是健康与幸福都将一文不值。因此，唯一的善，其本身就是善的善，乃是善良意志。
如果由于生不逢时，或者由于无情自然的苛待，这样的意志完全丧失了实现其意图的能力。如果他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仍然还是一无所得，所剩下的只是善良意志（当然不是个单纯的愿望，而是用尽了，竭力所能及的办法），它仍然如一颗宝石一样，自身就发射着耀目的光芒，自身之内就具有价值。
这听起来有点像波爱修(Boethius)的观点，他的《哲学的慰藉》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是整个现代初期流传最广的欧洲世俗文献。阿尔弗雷德大帝(King Alfred)。伊丽莎白一世和乔叟都翻译过这本书。该书写于公元524年，当时作者在监狱里等待非常可怕的处决。全书采用了波爱修和智慧的“哲学女神”对话的形式。可怜的波爱修哀叹道，他仅仅是遵循了柏拉图的教导：国家由哲学家来统治会更好一些。现在他从私人研究转向公共生活，得到的回报却是谋反的指控。那么，哲学能提供什么样的安慰呢？作为回应，“哲学女神”专门探讨了宝石般的美德。美德比起命运的任何馈赠都更加绚丽夺目。但她又往前迈了一大步：她说，她更偏爱坏运气。
好运来巴结我们的时候，总是用幸福的假象来蒙蔽我们。厄运总是真实的，而且表现出其变化无常的特点。前者欺骗我们，后者指引我们。前者表现出虚假的祝福，束缚着人的心灵，而后者让人们意识到幸福的脆弱，从而使人们的心灵更加自由。“哲学女神”没有回避特例。她说，在她的帮助下“苏格拉底战胜了不公正的死亡”。如果面临处决，任何形式的坏信念，只要能安慰你都是可以谅解的。在只有一半的孩子能活到成年的时代，人们很容易接受常被提及的斯多葛学派的看法：每次亲吻孩子的时候都要提醒自己，孩子很可能明天就夭折了。将苏格拉底之死看作命中注定，想到自己孩子很可能会夭折，是为了武装自己，减少这样的事情带来的痛苦和愤怒。如果你恰当地训练自己的情感，这些事情本身会伤害到你吗？因为“外部事物无法触动灵魂，哪怕一丝一毫……摆脱判断，摆脱’我受伤了’，你就能摆脱伤害本身。（奥勒留《沉思录》）
有时候不妨试一试。但即便是像脚踝扭伤这样的小伤也让人难以摆脱。最近有一次，我倒在柏林的人行道上，口中不停地对自己说：“只是有点疼，会过去的。”当然，我这样做不是像奥勒留所说的那样试图去否认伤痛，而只是提醒我自己痛苦是有限度的。对于真正的痛——失去爱或生命的痛——这样的祷文是无效的。在康德看来，斯多葛的建议是针对神而不是针对人的，虽然神没有这样的建议也会过得很好吧。斯多葛学派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处理我们内心的不满来修复我们对世界的不满。削弱我们的情感，直到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触动我们的情绪，这样我们就能获得独立和满足。在斯多葛学派看来，意识到自身的美德并在其中得到满足的心灵既是最高的善，也是唯一真实的善，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摧毁它。
与传言相反，康德并没有反对情感。他明确否定了情感是罪恶之源的说法，而且坚信我们应该努力培养正确的情感。和所有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一样，康德知道人们越是做着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越是感到快乐，也就越有可能去做这些事情。和所有启蒙运动的优秀导师一样，康德的教导之道不是虚假广告，比如向人们承诺做该做的事情自然就会快乐。康德之前的哲学家手腕灵巧、爱耍花招，用各种折中办法把幸福和美德等同起来。
伊壁鸠鲁主义坚信幸福就是美德：顺从你（觉醒之后）的自利之心，由此而来的好处甚过伤害。如果这个观点在康德看来是自私而懒惰的，那么听起来更高贵的斯多葛主义显然是骗人的。你可以告诉自己，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幸福存在于美德之中，如果这样能帮助你高昂着头颅面对处决，人们没有理由反对。即便如此，你还是否定了一个关于存在的基本真相：美德是一回事，幸福又是另一回事，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两者重合，但它们从根本上来讲是分离的，就像你和你的世界是分离的。接受这样的真相需要坦诚，需要成熟。
尼采把斯多葛主义叫做奴性道德，是弱者给予弱者的安慰。这是对埃皮克提图（Epictetus）的冷嘲热讽，他正是出身奴隶阶层。当然，虽然斯多葛学派的重要人物里有像奥勒留这样的皇帝。奥勒留看到命运变化无常，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认为我们能控制的事物上，即我们灵魂的内在。在康德看来，这意味着斯多葛学派犯下了不诚的双重罪。康德自称是先验心理学家，但他依然是卓越的普通心理学家。康德清楚且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自欺欺人的倾向。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我们的灵魂里面究竟有什么，虽然新近的学术研究如精神分析可以揭示自我欺骗的某些部分，但即便是弗洛伊德也不相信我们可以完全消除自我欺骗。如果我们足够诚实，就知道我们有责任去发展良好的倾向、否决卑劣的倾向——不仅是对他人，首先最重要的是对自己。我们可能会努力去过一种高贵得体的生活，但我们绝不会知道我们能否过上，而且，我们对自己的德性越是确定，拥有那样的生活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斯多葛学派通过控制自己的灵魂来达到控制某些东西的尝试注定要失败，而且有可能导致装模作样或自以为是。
双重不诚：声称只要有美德就可以通向幸福，这是狐狸的酸葡萄的动人翻版。如果他已经有能力获得幸福，那么他就会尝到葡萄的甜味。人们对幸福的渴望不是没有价值的，同时它也不会轻易冷却或消散。康德观点的核心可以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开篇找到，看起来似乎与斯多葛学派的观点并无二致。善良意志像宝石般闪耀，这没有问题，但它也是配享幸福的必备条件。康德通过“配享幸福”这个概念引入了理性概念。如果你为了配享幸福而生活过——只要你能说，自己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却一直不能得到幸福，那么，你的理性而不是情感会起而反抗。
是理性让你相信世界应该是合理的。但 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孩子、莱布尼兹、黑格尔和其他独断论思想家犯的错误。理性是康德所谓的规范性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的源头。规范性原则不是要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要引导我们在世界上行动的方向。理性迫使你追问为什么事物是这个样子的，从而引导你追寻世界的合理性。对于理论理性，这样的追寻成就了科学；对于实践理性，其结果则是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在一个世界里，如果配享幸福的人却极易遭受痛苦和压迫，那它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世界，理性对此难以容忍。再往前一步试想一下： 儿童应该受到虐待，虐童的人应该获得好运和名声。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就曾这样断言。不过，他本人的违禁行为从未到过其小说人物那样地步，人们怀疑上述断言其实并非真话。我们当然知道在我们所处的世界，正义的人往往遭受痛苦，而恶人常常飞黄腾达。但是，要认为世事 本应如此，这就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让人晕头转向。但你可能会说， 等一等。休谟不是告诉过我们，应然——不像实然——它无法在经验中找到吗？
他的确这样说过。这也是康德从独断论迷梦中惊醒的原因之一。康德把他的整个形而上学称之为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向，它得益于休谟怀疑论的激发，后者促使他绘制经验要素的地图。“著名的休谟就是人类理性的地理学家之一，这种地理学家以为把所有人类问题摆在人类理性地平线之外便充分地处理了这些问题——而这是休谟所不能确定的地平线（《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自己的地理学赋予这一地平线以另外的意义：理性所有的努力都指向它，但永远达不到它，就像任何地平线一样。一个在沙漠里旅行的人或是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人看着地平线要走一段极其漫长的路；类似地，理性不可能成功地到达无条件的绝对者，但是理性聚焦于它可以获得不断前进的动力。不过，理性必须首先检讨自身的能力，这正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之所在。
我们无法在这本小书里充分讨论这一点。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只能满足于指出《纯粹理性批判》证明了休谟对经验的理解过于简朴，不足概括人类经验。怀疑论不是什么新鲜事。康德认为，理性的成熟过程中自然要经历怀疑论。至少从古希腊智者开始，人们就已经指出理性的弱点和愚弄人之处。休谟的怀疑论之所以比古希腊智者更有力量，不仅是因为文辞优美，更重要的是因为建立在牛顿物理学理论之上，这一理论模式为理智成就设置了新的标准。不同于之前出现的任何模式，牛顿似乎展示了一种绝对确定的知识模式；自那以后，科学及其他所有学科都要有可靠的数据。年轻的休谟认为，那些不包含数学公式或对经验直接观察的东西必须付之一炬，因为它们只包含幻想。这样的东西不仅包括独断论的形而上学，而且还包括我们的生活建基其上的大部分假设。
康德论证说，休谟对经验理解太狭隘了，所以根本解释不了经验。如果我们的心灵像休谟所说的那样运转，就不可能有牛顿科学以及那些简单得多的理智活动。按照康德的理论，我们在世界所占的位置比休谟所想的既更大又更小。我们不可能获得无中介的经验材料，相反，经验材料总是经过范畴的加工与塑造，我们的心灵正是通过范畴来制作经验。如果认为这是“成问题”的，那就相当于去幻想大概只有上帝才可能有的无中介的直接经验。休谟说得对，我们不是像感知球和球杆的关系那样感知原因，因为原因是我们加给世界的一个概念。康德的先验演绎(Transcendental Deduction)指出，因果性是我们拥有任何融贯经验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因果性，没有包括实在、统一在内的其他范畴，我们就不可能感知对象，更遑论对象之间的关系了。也许我们还是会经验到一堆乱糟糟的感觉材料，但即便这一点我们也无法确知。
康德把我们的心灵划分为不同的能力(faculties)，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功能(functions)。它们包括感性(sensibility)、知性(understanding)和理性(reason)让这些能力各行其道很重要。我们通过时空形式感知到感性所提供的材料，通过概念感知到知性所提供的对象。那么，被康德称为最高能力的理性有何作用？前面已经看到，是理性促使我们去追问为什么。正是通过感性和知性，我们体验到如其所是的世界，即自然总体。借助无条件的绝对者这一概念——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合理的——理性后退了一步。
正是这后退的一步允许我们对经验提出问题，做出判断。和感性与知性提供的形式不同，理性不是经验的必要部分。没有理性，经验也是可能的，只是非常勉强。很小的宝宝探索他们所面临的世界并痴迷其中，这时他们可能还没有理性概念。只要他们开始想象事情或许可能是另一番样子，并且追问为什么不是，他们就是在运用理性。也就是这种理性可以使他们追问为什么苹果会往下掉，为什么月亮与潮汐相联系，以及是否有解释这些现象的普遍法则。如果没有休谟看不上眼的理性能力，他所崇拜的牛顿很可能还困在果园里呆望着苹果树。
康德对休谟的回答同时也是对斯多葛学派的回应。因为科学必不可少的理性同时也是道德律令的源头。一个合理的世界（理性最重要的观念），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是合理的。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社会正义领域，正是同样的动力驱使我们想象事物在既定样子之外的可能性。这种动力无关乎喜欢或厌恶，愿望或激情，而是出自我们无法根除的理性的要求。在愤怒或顺从的状态下，理性可能被否定，但它不可能被彻底摧毁。在斯多葛学派看来，拒绝接受一个既定的世界，这是人的弱点，可以通过改变情感来治愈。在康德看来，这种拒绝恰恰是人的力量。康德之后有人认为，我们之所以无法接受现实，其根源在于一些幼稚的愿望，在成长的过程中应该抛弃这些愿望。在康德看来，这种拒绝源自理性批判的声音，它正是人们需要听到的声音。
故此，哲学本身就是成长的关键。这点不足为奇，很多哲学家都有这样的思想倾向，只是思考的方式各不相同。例如，黑格尔认为“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捍卫现实使其免受诋毁”（《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Lecture World History]，第67页）黑格尔为了让我们感到满足，告诉我们现实是合理的。海涅称他为德国的潘格罗斯（Pang loss），但事实上这位威名赫赫的教授承认他受益于莱布尼茨： 我们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一种神正论，是对上帝的辩护（例如，莱布尼茨在他的形而上学中运用既抽象又含糊的范畴所做的辩护）。它应当有助于我们理解世间一切不幸，包括罪恶的存在，从而使得思索的灵魂能够与存在的消极面向达成和解。（同上书，第43页）
要论证现实是合理的，而不是像它看起来那样不合理，这一直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需要极其复杂的理智训练才能胜任。莱布尼茨认为，只有上帝才有能力。潘格罗斯，伏尔泰哲理小说《老实人》（Candide）中主人公坎迪德（Candide）的老师，认为现实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相当多的迹象表明，黑格尔把自己等同于上帝，可能正是这一点诱使他试图去证明莱布尼茨只给出断言的东西。假如有人告诉你，黑格尔本人所讲的历史的屠宰场乃是那项旨在推动人类进步的必不可少且不可避免的计划的一部分，那么，你对屠杀的愤怒就会像孩子长牙时的疼痛那样短暂。孩子要是知道长牙是长大成人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他也许就会得到安抚。同样的道理，你会打消疑虑，相信那些让你感到愤慨的不公平现象对于历史的计划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哲学就像摇篮曲？黑格尔和莱布尼茨一样具有神奇的魔力，把我们带回到原位，接受既定的世界，不是因为我们追随斯多葛学派把我们自己从既定世界中抽离出来，而是因为我们明白了既定世界本身的本质和必要性。
在康德看来，哲学在帮助我们成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恰恰是相反的。它不会安慰你，也不会减轻你的疼痛；实际上它一定会使你的生活更加艰难。因为现实是不合理的，理性的任务是确保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通过独断论与怀疑论之间的辩证法，哲学引导我们尊重两者都包含的好奇和愤怒。它要求我们认识到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差异，同时却不放弃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黑格尔认为这个过程会导致不愉快的意识，而年轻的尼采认为康德哲学是悲剧哲学。黑格尔和尼采都没有全错。一边关注世界应该有的样子，一边观察它现实的样子，这需要永久的、同时又是极其脆弱的平衡。它要求我们，直面永远得不到想要的世界的事实，同时却拒绝放弃心中想要的世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说，成长最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知识。有时候，实然和应然之间的裂缝会变成深渊，特别是你越来越明白，它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而是你今后经历的大多数事情都会有的特征。你身边很多人都想否认这一点。今天，大多数人不是通过说服你世界是合理的来否认它——反例太多了，而且每天都在增加——而是通过否定应然的力量来否认它。在美国，人们常用“现实就是这样的”这个流行语加上一点斯多葛式的哀叹来评论那些看起来特别令人失望的事情。坚持主张事物应该是另一番样子，往往让你有一种谜样的骄傲，就像一个被椅子绊了一跤的孩子会去踢它一脚。
坚持认为一个可能杀死你、折磨你或把你投入牢狱的体制应该有所改变，这需要勇气，而对于能够这样做的人我们会给予应有的尊重。这种勇气从来不是容易的事，但它通常是直率的。人们往往更容易忍受各种各样的嘲弄，很多民主社会借此打压批判者。比起其他的不适感，我们往往更畏惧尴尬，这一事实本身就令我们尴尬，但事实就是事实。有多少次，你因为害怕被人指摘孩子气而压抑自己不去表达自己的希望和愤怒？吊诡的是，这种恐惧出现在青春期，青少年觉得比同龄人显得幼稚简直是糟糕透了。在这一点上，康德可以提供帮助，不是让你得到安慰，而是使你确信，得不到各种斯多葛式观点的安慰不是你的过错。你生气是有道理的。只有在一个行为得到合理回报的世界里——如果通行的酬劳是葡萄，那么就得给我葡萄而不是黄瓜——心灵才会满足。如果行为和回报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那就需要恢复平衡，不是通过改变你自己对恢复平衡的要求，而是通过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幸福的权利不是毫无根据的主观愿望，而是理性的一个索求，那么，由此引发的结果将是革命性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康德之后的哲学努力，比如黑格尔试图统一理性与自然、应然与实然，是“从诚实的康德二元论倒飞了十一个小时”。这样的诚实需要勇气，因为理性和自然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绝不是一个我们想要知道的真相。
来源：苏珊·奈曼 著，刘建芳 译，刘梁剑 校，《为什么长大》，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4月，第112-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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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竺新颖 龚发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